im体育1.1平方公里的教育改革“特区”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红鸟日晷”屹立在学校入口处，象征着这所大学的创新基因和科学探索精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供图

　　编者按根植于南沙科学城的创新土壤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这所1.1平方公里的教育“特区”，正在打破传统高等教育的思维理念、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展开一场教育的“冒险之战”。一群教育梦想家要在新土壤里开拓一片教育模式的原野，打造一个具备示范意义的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样本。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教育模式的创新只是踏出了第一步。随之而来，还有管理体系、师生评价体系以及学生的就业发展衔接等一连串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一系列大胆的创新已然开始。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改革，也期待港科大（广州）能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个方案。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总工程师”，一位曾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长达40余年的著名学者，校长倪明选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那日起就明白，这所学校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衔接着大湾区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热土之上，新学校的使命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独一无二的高等教育改革。

　　两度计划退休，却再接重任。一所要重新描绘全新的、融合学科新架构的大学从南沙“破土而出”。南海之滨、狮子洋畔，倪明选找到了交叉学科建设改革的一股新力量。

　　使命感召之下，多位教育梦想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吴景深曾辗转多地探索融合学科的可行路径：在香港科技大学深入参与跨学科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在西安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联合学院担任创院院长。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位教授敏锐发现，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今面临的问题并非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交叉学科建设是必经之路。

　　2021年2月im体育，吴景深任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主管教学改革。那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址上已经打下了第一根工程桩。

　　随后，进入最新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的34位教授汇聚而来，210多名曾在世界知名学府学习或从事研究、教学的人才被高等教育改革“特区”的使命吸引而来。

　　在国家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南沙赋予重要的战略定位的“沃土”之中，汲取了香港科技大学过去30多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从诞生起，便承载着重要使命。教育部在批准设立港科大（广州）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学校融合内地与香港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前沿交叉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内地与香港教育融合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像是一列鸣笛、高速运行的新列车，从起点站便选择了一条崭新轨道，一路指向交叉学科融合方向，立志抵达世界第一所融合学科大学的目的地。

　　地处广州南沙的庆盛片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没有采用“学院”和“学系”的办学轨迹，而是搭建了“枢纽”和“学域”的学术架构，设置功能、信息、系统、社会等四大枢纽，又在枢纽之下设置不同的学域。

　　全新的高校组织架构已然打破了传统学科的边界，构建起一个知识融通的“新世界”。

　　吴景深解释，“枢纽瞄准人类会遇到的系统和信息的长期性问题。学域则是瞄准人类中短期会遇到的科学问题”。

　　以信息枢纽为例，枢纽下设人工智能学域、计算媒体与艺术学域、数据科学与分析学域、物联网学域。“枢纽”就像列车之中的核心站点，保证改革发展的稳定性；而“学域”就像站点之间的临时停靠点，为应对中短期世界科研需求的变化，“学域”可以随时取消，并重新组合建构。

　　以功能枢纽为例，为解决能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的阶段性目标，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可以设置能源环境的学域，让被打散的人才资源重新组合，集中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而问题被阶段性解决后，人才资源又被重新释放。

　　“枢纽”和“学域”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高校架构，取消了因学院设置而天然形成的人才流动壁垒。学校建设者们希望，借助此学术架构打破高等院校无法根除的“病灶”。

　　改革者们的发言大胆而又尖锐。改革者们发现，困于传统的学科模式体系之下，跨学科合作受到体制、资源、人员分配、评价体系等多重阻力。在探索新工科建设，加快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战略性目标下，学科内部架构成为系列改革中最大的阻力之一。放眼世界，多所高校都在寻求学科交叉和人才培养的最优解，但“就像散落在天空上的星星，没有形成燎原之势”。

　　如何破、如何融、如何改？这或许很难在旧有体制下找到答案，或许需要一个“从0到1”的新架构来打破僵局，用新范式推动高等教育的革命式发展。

　　教育梦想家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遇。天时，即在创新力量驱动社会发展的时代下，中国迫切需要高层次创新的人才；地利，即身处粤港澳大湾区，春潮排浪千帆竞，《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的出台让这里形成了人才和科技创新资源集聚的“强磁场”；人和，即管理者、教授们同频共振，为建设一所创新性大学而共同努力。

　　吴景深说：“要做一个全球都没有做过的教育探索，走出一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转化的创新之路。”

　　入职之前，50多岁的教授郑君瑜问校长倪明选一个问题：“我已经这把年纪了，重新开始是不是晚了？”

　　倪明选回复他：50多岁自己才从美国归来，如今到了退休的年纪，70多岁才开始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听到回复，郑君瑜颇受震撼。

　　在郑君瑜的履历表里，罗列着一系列重大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与土壤、地下水污染综合治理”重点专项“粤港澳大湾区二次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应对的综合防控技术示范与实践”项目首席科学家，“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珠三角PM2.5和臭氧协同防控与精准施策”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项目“便携式机动车尾气排放甲醛和亚硝酸实时测量系统”负责人。

　　接到邀请时，郑君瑜不得不承认，离开了原有的积累，在新平台重新开始，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比风险挑战更能打动他的是——这所学校正在交叉学科融合的教育探索中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

　　这位顶尖科学家见证了国家在科技体制改革上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深刻认识到在原有框架内实现学科融合的局限性。在郑君瑜看来，交叉融合不能只停留在学院名称的变化，而要扭转传统学科观念和打破学科壁垒，让不同学科的高层次人才能够聚在一起，共同解决前沿性科技问题im体育。

　　“学校融合创新的学术架构与我对科研创新的思考方向一致。”走出了熟悉的环境，郑君瑜将此经历定义为“再次创业”，重新在新平台组建实验室，重新构建和培养研究团队。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没有了学院的概念，教师的办公室被随机分配，让不同领域的专家们成为“邻居”。一条长长的走廊打通了整个校园的办公室，从建筑形态上来看，这已经是一个学科完全融合的教学科研之地。

　　“我想打破以前的研究范式，突破以前的思维局限。”郑君瑜提到，“对我来说，在新学校里就是不断地突破自己原有的认知边界，挑战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郑君瑜时常感到新理念、新体制、新环境所带来的惊喜。在办公室旁，有从事计算机、城市治理、数据科学研究方向的教授。日常交流之中，大家发现彼此之间合作的机会不少，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本领域问题的解决。

　　在自由探索的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的缩写，首席研究员）文化和有组织科研并存的模式之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不为追求排名而对教授下达任何硬性科研指标。校长倪明选强调，不看重老师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看重老师在学术方面的前瞻性和影响力，真正实现“科学有高度、应用有前景、社会有影响”。

　　为向全球的人才抛出“橄榄枝”，招聘期间，倪明选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或者网络同世界各地的人才对接。学校成立了学术人员招聘委员会，完善招聘要求。

　　吴景深把招聘行动称之为“人才拼图”，即在宏观规划之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制定岗位时，根据学术架构拼图去寻找研究领域对口的优秀教师。

　　“一进来，学校拼图上就有一部分需要此领域专家，这部分又是该专家研究多年且感兴趣的内容。”吴景深提到，从招聘端起，学校就让教授的特长和目前的枢纽架构完成了很好的融合。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目前设置了15个中央实验室，包括元宇宙建模实验室、生物科学中央实验室、地球和环境系统中央实验室等。中央实验室的分配不受教授的身份、地位的影响。所有的平台以完全开放式的形式运行。在项目驱动之下，不同学科人才可以交流合作，共同启动平台的运转。待项目运转完毕之后，空间和资源被释放，人才可以重新排列组合。

　　“并非一定要跟着学术大咖做事情。”蓝图设计者的意图是，防止资源固化，最大限度发挥每一个人的才华。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郭娇到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此后她在一家研究机构做过执行院长，后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如今她来到了南沙，成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一名老师，并担任教学发展处处长，参与教师培训等工作。

　　见证过传统高校的教育模式，也曾在一家机构展开过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郭娇说：“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教育实验。不设置院系之后，就对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提出了挑战。”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务处主要负责学生信息管理、各类注册及学术进程管理。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红鸟硕士班”为例，老师们会提交课程教案，附上每一节课的授课思路和评价标准。到了每周的教学会，“红鸟硕士班”的掌舵人吴景深会仔细地一一阅读教案，并在会上给予点评。

　　“若老师无法转变传统教育思维模式，那学生就不可能具有交叉学科的思维。”吴景深说。

　　教老师上课并非一件容易事。校长们会邀请优秀讲师上台展示，或自己站在讲台上，给入校的新老师做教学培训。有时，倪明选亲自坐镇，带上笔记本，听培训后的考核课，观察台下老师们玩手机的情况。在多次会议上，倪明选曾强调，要对读PPT的老师们打不及格，要让这类教师重新学习如何教书。

　　“以学生为中心”成为衡量老师授课的一把“尺子”。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老师的评价标准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全校的老师需要一年至少为本科生或“红鸟硕士班”的学生教授一门3学分的课。以“红鸟硕士班”的双周报为例，在课程开展后，每两周，学校的电子教学档案将会记录学生对课程的反馈，并展开跟踪与回访，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教学改革中的重头戏是教师。”倪明选认为改革还需要再加把力，探索新方法、新手段，通过多种方式鼓励老师展开引导式教学，开展跨学科合作。

　　“不能用过去传统思维的老师来教未来的学生。”吴景深明白，改革越是行至深处，越是艰难。但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改革者们很坚定——如何“教”老师上课的探索不会停止。

　　教育理念的创新带来了教学方法的转变，也带来了课程模式的变革，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生的课程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DIY”。作为该校首批本科生，2023级本科生刘博文找出一张课表，里面包括批判性思维和数据素养、数据结构等课程。学校开设了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等三个专业，对本科生实行“大类培养”。学生就读的前两年不分专业，等到大二结束时学生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专业。

　　在学校，也有一种说法将学生课表的“DIY”称之为“课程知识模块超市”。根据本科专业的基本要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本科一年级同学提供涉及底层思维的通识课，以及不同层级的基础课程。学生可以参考学习路径建议，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排列组合，形成专属课表。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本科毕业证一样的同专业学生，或许课表上的差异会十分明显。

　　“融合学科到底是什么？”起初，刚入校的刘博文也不明白。与老师交流之中，刘博文发现智能制造领域的一位老师正在做纳米材料的研究，但这位老师总是和生物领域的老师交流探讨。后来他在观察中发现im体育，结合了生物学的纳米丝线可以由微型机器人操作，成为处理患者伤口的优质材料。

　　“一个学科里的内容，放进另一个学科会再次焕发生机。”和其他学校的同学交流起来，刘博文能说出不少融合学科的趣事。

　　今年暑假，刘博文留在实验室，跟随学术导师一起参加科研实践。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实行“五个一”的方案，即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可以与教授“1+1”组队，进入一个实验室共同制定一个课题研究im体育，在项目完成后通过海报或样品，展示一项科研实践成果。

　　倪明选表示，学校设立校级层面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生科研项目”，将对科研人才的培养前置至本科一年级，打造培育科学家的摇篮。

　　6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学楼的一楼电梯旁，贴着一张科研项目公示单，内容涉及了人工智能、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等待电梯的师生大多会停下来看一看。

　　科学探索者们在融合大楼之中穿梭，创新的强磁场正激发无数智慧头脑的火花。对科学的启蒙、追求在这里交融、锤炼、铸就。

　　今年6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一届毕业生走出了校门。毕业时，“红鸟硕士班”的林子博团队阶段性完成了“重塑盒流”项目。他的毕业季和其他高校毕业生不一样，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跑”项目的路上。

　　他跟妈妈的聊天记录里大多是出差的报备信息：“妈，这周去东莞跑工厂了”“这周去找设备了”“我去看材料了”。

　　林子博觉得学校里“最酷”的理念是，“他们不会用传统学科思维去数一数学生发了多少文章”。

　　这种教育理念也改变了林子博的思维方式。他对如何组团攻破科研项目感兴趣，对科研项目成果如何落地市场更感兴趣。林子博说：“学习不再是单纯为了‘学’，而是为了‘学以致用’。”

　　两年过去，“红鸟硕士班”林子博团队建立了“重塑盒流”的项目雏形，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应用到工业物流领域，通过将资产信息数字化，物流周转箱进行循环管理，帮助企业实现降低成本、减少碳排放。带着项目外出交流，在与外校老师的对话中，对方评价他们：“这一批学生是真正在做研究的。”

　　用项目制方式培养硕士生，“红鸟硕士班”的教育模式展开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红鸟硕士班”突破传统硕士生招生的专业划分模式，让所有学生围绕“未来医疗健康保健技术、可持续生活、智能工业化”这3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覆盖16个学域，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以项目为牵引，前6个月为学生的自由探索期，让学生在听讲座、与教授交流之中，找到感兴趣的学域和项目。而此后18个月里，则让不同学科的同学组队完成科研项目。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设计了“学术+项目+企业”三导师制度，让企业来当“出题人”，聘请在企业工作过的人员担任项目导师，让顶尖科学家提供学术理论指导。“红鸟硕士班”还通过开设“红鸟鸣智论坛”、红鸟学创空间“可持续化智慧生活创新大赛”等活动，让企业家“走进来”，还让学生“走出去”到企业参访学习。

　　“学以致用”在“红鸟硕士班”有了具象化的体现。课程知识流转到了项目实践之中，而不同专业小组同学在项目探索中发现了新问题，又将思考流转到了课堂之上im体育。如此循环，形成一个学与用的闭环，直至学生在毕业时拿出一个可落地的项目作品。

　　2022年9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开学，迎来首批硕博士生。吴景深在“红鸟硕士班”的开学第一课上，向着第一批就读的学生们深深鞠了一躬。他说：“我们不是老师和学生，而是开拓者。”

　　开拓者们需要回答，“红鸟硕士班”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吴景深的思考是：“第一，学校注重学生软实力的培养；第二，注重学生思维和定位问题能力的培养。最终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有战略共识力、创新力的领军人才。”

　　这一模式的创新对老师、学生、学校来说，意味着教育方式、课程设计、评价体系的解构与重组。这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开拓者。

　　与本科生不同，部分硕博生还存在着思维惯性。一些硕士生关注的是“如何发表更多的论文？如何拿到更高的绩点？如何在找工作的时候超过别人？”

　　加入到这一个颠覆性的教育模式之中，作为老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未来技术学院高级讲师薛珂也充满困惑，没有教学案例和完善理论框架支撑，老师也不知道在教学中如何走出一条路。一开始，“老师茫然、学生也茫然”。

　　在进入“红鸟硕士班”之前，薛珂曾在产业界从事半导体相关研究。被聘用为“业界导师”之后，带着新身份进入学校的薛珂开始找寻答案，“传统学科的学生更注重单一知识的获取，但在企业工作之中，需要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批判思维和寻找答案的能力”。

　　他在教学中摸索着，将业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传导给学生。每两周，他与学生开会交流，查看阶段性成果，了解学生对项目的理解。一个学创空间团队就好比一个小型的项目组，有学生负责数据传输工作，有学生研究物流数据，还有学生关注数据安全保护问题。

　　薛珂的任务是在“红鸟硕士班”项目式学习过程中，负责管理小组项目的实施，并对学生的可迁移能力进行培养。紧跟了两年的“红鸟硕士班”实践，他发现学生的答辩状态发生了变化，从定义问题能力到团队协作能力，再到逻辑表达能力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建校以来，学校就设立创业中心，仅半年时间已搭建近50个师生创业项目，成立了18家公司；已与上千家企业进行产学研对接，与百余家领军企业和知名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与10家行业龙头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倪明选提到，“学校紧扣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坚持与生俱来的创新传统，鼓励师生开展有产业价值的研究”。

　　这座占地约1.1平方公里的学校，地理位置特殊，从香港乘坐高铁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只需要半小时，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只需要1个小时。更让人兴奋的是，这所学校正对接南沙科学城不断发展的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两年前，《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提出，要强化粤港澳科技联合创新，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聚集。其中提到，到2025年，南沙粤港澳联合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区域创新和产业转化体系初步构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加速集聚，成为港澳青年安居乐业的新家园。

　　5年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改革步伐加速迈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软硬联通，科创发展，协同融合，纵深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正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泼墨挥笔写好大文章。

　　倪明选说：“依托大湾区内制造业的成熟积累，以南沙与港澳全面合作为契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将着眼于补齐南沙与香港协同发展的完整科创生态链条。”

　　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的王泽宇看到了机会。尽管国内外多所高校抛出了“橄榄枝”，王泽宇还是选择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信息枢纽计算媒体与艺术学域、人工智能学域，成为一名助理教授。

　　被广州南沙欣欣向荣的气象所吸引，也被跨越学科边界的办学理念所打动，王泽宇知道，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之间思维碰撞产生的火花，未来可以为研究课题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这位有着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学校会将计算机科学与艺术设计设置为独立的院系。但他的梦想是研发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内容创作的算法与系统，用科技辅助艺术家与设计师自由地展开创作。

　　要实现这个梦想，王泽宇需要一个机会——理解艺术创作需求，和设计师、艺术家紧密合作的机会。

　　在信息枢纽计算媒体与艺术学域，他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创作者走出对计算机算法的理解盲区，而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也为他带来了新的科研启发。王泽宇把学域的合作模式理解为“一个闭环”，即在一个项目之中，不同领域的人交流合作，互相激发灵感，做出更有影响力的成果。

　　过去一年间，王泽宇团队研发了轻量级的三维创作平台Neural Canvas，通过集成三维草图绘制和多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来辅助三维场景的原型设计。这一系统将三维草图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模态，提高了三维场景搭建的效率和质量，并探索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未来研究的新方向。这一成果获得了国际人机交互领域专家一致认可，发表在了人机交互国际顶级学术会议ACM CHI 2024上。

　　这让王泽宇感受到了融合学科给科学研究带来的“超能力”。他成为融合学科建设的“创业者之一”。在他的课堂上，没有学生可以一声不吭闷头听讲。王泽宇要求学生既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又要具有团队精神、与不同专业的同学组队合作完成课程设计。

　　走在校园里，这位年轻的教师时常感觉自己与这所充满生命力的学校一起成长。他说：“参与感很强。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学校共同成长。”而同频共振的原因是，他们都对开创一个创新性科研教学模式充满期待。